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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明朝大臣于谦在土木之变后拥立明代宗？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任监察御史，为宣宗皇帝看中，升迁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近二十年间，他平反冤狱，赈济灾荒，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他一生清正廉洁，忠君爱国，只为国事，不谋私利。《明史·于谦传》说他“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功伟矣”。 可是这样一位有功之臣，最后却惨遭杀害。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于谦拥立景帝，从兵部侍郎升任尚书。当时朝廷人心惶惶，翰林侍讲徐有贞以“星象有变”为由，主张弃都南迁。于谦挺身而出，当庭怒斥徐有贞，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阻止了南迁，并调集重兵，组织指挥京城保卫战，最终化解了这场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危机。
于谦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刚直无私，深得景帝信任，也因此遭受朝中大臣嫉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晚，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景帝病重，发动“夺门之变”，于谦以谋逆罪被杀。
据《明史》记载，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徐有贞和太监曹吉祥等人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机潜入南宫，拥立被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英宗（朱祁镇）复辟。次日凌晨，太上皇英宗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与黄竑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划迎立襄王子为帝。石亨等人唆使言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逆，处极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呢？”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皇帝便下定了决心，下令将于谦处死，并抄没家产，家人被充军边关。
【中国明代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于景泰八年（1457）拥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又名南宫复辟。以石 亨等攻破南宫门，奉英宗升奉天殿复辟，故名。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九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明代宗景泰帝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次年，英宗被释归，为景帝幽禁于南宫。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石亨见帝疾甚，即与都督张軏（yuè）、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以邀功赏 。是月十六日夜 ，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掖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并开宫门告知百官太上皇已复位。英宗复位后，下于谦、王文于狱。后又以谋逆罪杀于谦、王文，迫害于谦所荐之文武官员。论复辟功，对石亨、张軏、徐有贞等人分别晋官加爵。二月，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于西内。此事变乃为土木之变的延伸。英宗草率亲征瓦剌的下场，以一国之尊，身陷北族几一年；在国家一日不能无君之前提下，其惟一异母弟祁钰由监国而继位。于谦等毅然挺身卫国，主战到底，功成望隆；而主南迁最力的徐有贞，及以功自居的武人石亨，对谦等甚表不快，朝廷派系於是形成。迨英宗南返，被景帝幽锢南内，兄弟间以皇位故，遂生慊隙。至景泰八年（西元一四五六）初，景帝以病，召石亨等至榻前，亨见帝病甚，退与同党谋，认为立太子（宪宗）不如迎复上皇（英宗），可邀功赏，於是结合宦官曹吉祥、失意政客徐有贞等，於夜勒兵强行入大内，迎复英宗，演成以武力夺门之事变。
景帝继位，本出於一时权宜，只以眷位故，演成景帝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兄弟失和，授野心分子以机会。当景帝病革之际，前立太子已故，已无子嗣，皇位理当归还英宗一系，原可和缓而自然的转移，其理甚明，其事至易，直以英宗庸愔，而小人从中滋生事端。
英宗复位，景帝竟以暴薨，甚至英宗也在有意无意间，任令迎复诸辈冒功滥赏，大事报复，谦等冤死。当时人已甚不以为然，如阁臣李贤；而时久事平，英宗后也懊悔昔日之妄杀。 故曰：明代皇位之争，而甚无意义者，夺门是也。】
当锦衣卫奉旨抄家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财，只有正屋大门被锁着。锦衣卫大喜，打开来一看，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的蟒袍、剑器、圣旨，一件件整齐地摆着，别无他物。面对此情此景，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员也不禁潸然泪下。
英宗复辟之初，对曾经为明王朝的生存建立卓越功勋的兵部尚书于谦却予以逮捕，以“意欲谋逆”之罪，于五天后处斩。于谦为何遭受这样的结局呢？
一是“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等人舍皇太子而拥立英宗的弟弟景泰（朱祁钰）为帝，实际上违背了继承皇位的传统做法，触犯了大忌。于谦拥立并辅佐景泰帝，调兵遣将，“戡难保邦，奠安宗社”，击退进攻京师的瓦剌军，为保全明朝一统江山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英宗复位后，如果对当初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不加惩治，从政治上说，复辟就有点名不正而言不顺，显然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乃“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这就无以重建皇统，重树皇威。因此，当佞臣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之后，英宗终于下定决心，下令对于谦处以“弃市”之极刑，并抄没其家产，将其家人充军。
面对莫须有的诬陷与栽赃，对无耻之徒的挟私报复，于谦并不是不想抗辩，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的。同样，满朝文武大臣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之中虽不乏良知未泯之士，但谁也不敢为于谦鸣不平，抗颜申辩。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与于谦一起拥立景泰为帝，在对待英宗的态度上也是模棱两可，他们同样害怕英宗追究。于谦之死，从根本上说是在皇帝废立的问题上，他拥立并忠于景泰帝，因此，在英宗复位之后，他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素称“刚烈忠义”的于谦必然的结局。他保全了社稷，却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于谦拥立景泰为帝，目的是为了稳定明朝江山，为社稷安危着想才这样做，并非出于私心，欲图拥戴之功。在拥立朱祁钰当皇帝这事上，于谦起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钰登上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谦促成的。在英宗被瓦刺军挟持，国中无主、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于谦等大臣出于朝廷安危考虑而拥立景泰为皇帝，用以稳定朝廷和全国民心，以绝瓦刺首领也先要挟之阴谋，从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问题在于英宗还活在世，在其子朱见深已被册封为皇太子的情况下，于谦等人以国家危难、太子年幼不堪大任为由，绕过既存皇统而拥立庶子朱祁钰为帝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间卷入明朝皇位继承的纠纷之中，从而为自己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二是在“易储立储”问题上，于谦没有坚持原则，保持沉默，迁就顺从了景帝的心愿，铸成大错，成为最后惨遭杀害的原因之一。
当初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而令郕王朱祁钰监国，显然是待英宗回来后复位。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以“父有天下传其子”为据，废除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时，“众知不可，莫敢言”。 于谦作为景帝的宠臣，“倘出一言，事尚可止”。但于谦考虑自己“本兵职，耑军旅。宗伯内阁辅臣九卿俱无言，故默默从众耶”。虽然他认为景帝这样做不义，但他对此沉默不言，没有表示反对，使景帝不义之举成为现实。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多后新立的太子朱见济一病不起，忽然夭折，皇储之事再次让景帝大伤脑筋。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再也没人可以继立为太子。本来在废朱见深时，有些官员对此事颇有微词。现在朱见济一死，他们又纷纷请求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景泰帝无意传位给朱见深，对那些官员的请求不予理睬，其中钟同、章纶、廖庄等人上疏要求复原太子位而获罪遭贬。于谦正是在“易储复储”问题上，随众默认，没有坚持原则出面阻止，明显造成失误，为自己掘下了坟墓，陷入危险的陷阱，成为最后被杀的原因之一。
三是自英宗被俘后，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拒绝与也先议和，没有及时迎回英宗，使英宗怀恨在心。根据这一观点，社稷安危重于泰山，君王地位虽高于一切，但可以更换继承，与社稷相比要轻得多。正是基于这一主张，于谦等人拥立景泰为帝，组织、召集人马保卫京城，彻底粉碎了也先等人以英宗为要挟的图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重整朝纲，力挽狂澜，使大明王朝逃过了自开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于谦居功甚伟，其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无可挑剔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后，也先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吵嚷着要与瓦剌议和，倾向于妥协，甚至许多主战派也认为必须立即迎回英宗。于谦识破也先阴谋，力排众议，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物的伎俩。他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千万别中敌人奸计，要充分做好防御工作，并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使瓦剌军首领也先无隙可乘。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他来要挟明朝割地赔款，没料到明朝新立了一个皇帝，他手中的这张王牌就失去了作用。瓦刺族也先大军围攻北京城惨败，这也是促使也先释放英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英宗并不理解，更不会领情。
四是于谦生性刚直，弹劾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自然遭到了这些人的嫉恨。“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于谦并没有公开反对英宗复位，但是英宗复出自然要杀一儆百，以重树往日威严；策划“夺门之变”的几个人也想借此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震慑文武百官，于是，于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者。原来，这个策划南宫复辟的徐有贞就是当年主张迁都的徐理。他因为南迁的建议受到于谦的斥责和众人的耻笑，才改名为徐有贞。后来，他又要求于谦在景泰帝面前推荐他当国子监祭酒，但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自然怀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大权在握的徐有贞为雪耻报仇，自然首先从于谦开刀。另一发动政变的头子石亨本是一个犯罪的军官，因于谦上奏起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战功，升了官。德胜门之捷，石亨的功劳不如于谦，事后却被晋封为侯，他自己心中惭愧，就上疏为于谦请功，并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为千户。于谦坚辞不受，并上疏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及私恩。且石亨身为大将，不闻举荐一个幽隐，提拔一个行伍微贱以补军国，而独荐臣之子，于公议过得去吗?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本来想拍于谦马屁，反而受到其驳斥，并且埋怨于谦约束太严，不能肆意横行，内心甚为不满。石亨侄儿石彪贪婪横暴，受到于谦弹劾。因此，石亨对他恨之入骨，早欲伺机报复。太监曹吉祥也为平日受到制约，不能擅权，对于谦不满。加上于谦平时约束严格，纪律严明，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勋臣宿将，只要违反纪律，均按律处分，因而，一些小人对他既畏惧又痛恨，他们群起而攻之，使于谦成为众矢之的。
五是于谦面对“夺门之变”，左右为难，没有当机立断，采取果断措施，导致最后被杀。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回到北京，景帝十分担心他夺其皇位，使居南宫，实际上是软禁。景帝不许朝臣拜见英宗，也不许英宗与大臣私自往来。在“土木堡之变”之前，英宗毕竟已做了14年皇帝，在瓦剌军中只有一年左右，皇威犹在，他对群臣的影响确实还是存在，故景帝不得不予以提防。
英宗返回后，于谦所面对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无权的太上皇，一位是在位的景泰帝，他究竟应该服从谁，或者说感情上应当倾向谁，就不能不存在选择的困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之中，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但是在二帝并存时，要在两者之间选择，这就很难抉择。在京城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于谦，此时却表现得那么犹豫不决，甚至近乎迟钝，主要是忠君思想使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据说，在“夺门之变”前，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并非聋子瞎子，但没有派兵阻止，才使政变顺利实现，英宗重登皇位。否则，这一段历史将重写。
因此，在此关键时刻，如果于谦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夺门之变”，并通过重病中景帝下诏传位给英宗长子朱见琛，则不仅众大臣拥护，就是太上皇英宗也无话可说。可惜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没有这么做，坐以待毙。结果，于谦因为拥立皇弟景泰为新主，接替明英宗登上皇位而被杀。虽然他是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但是他触犯了皇帝权位、权威，自然难逃悲剧的命运。
综上所述，不难明白，杀害于谦的建议，尽管由石亨、徐有贞等人提出，但毕竟经过英宗批准同意。否则，他们的建议有何用呢？英宗要杀于谦，主要原因是于谦拥立景泰为帝，一直主战，拒绝议和，没有及时将他迎回，怀恨在心。勉强迎回之后，又被景帝软禁于南宫七年，无人顾问，心中怨气，自然难消。复位后要泄愤报复的对象除了景帝之外，就是于谦。因此，于谦的最终结局，必然是难逃一死。究其根源，于谦的人生悲剧，主要不在佞幸弄权、奸臣陷害，也不在英宗昏庸糊涂，而在于宫廷内部皇位更替过程中政治上的需要。英宗明知“于谦实有功”于社稷，但为了确立自己重登皇位的政治合法性，重建列祖列宗制定而被景泰破坏的皇位继承权，才酿成了一代民族英雄于谦的人生悲剧。于谦可算是一个政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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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哪些历史悠久的古镇？
中国历史悠久的古镇很多，这里重点是说山西晋城千年古镇周村。
山西省泽州县周村镇位于“鸡鸣一声惊三县”的华阳山脚下，东与南村镇毗连，南与李寨乡相接，西与阳城沁水两县接壤，北邻川底乡，素有泽州西大门之称。陵沁、碗周、晋阳高速三条过境公路贯穿全镇，交通十分便利。
周村镇原名长桥镇，据《泽州府志·陵墓》记载，西晋平西将军周处墓葬于镇西，并修有周孝侯祠，故将长桥镇更名为周村镇沿用至今。 周村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古便是商贾云集之地，素有“行山重镇”、“丹水名区”之美誉，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历史上著名抗金义军首领梁兴、近代著名教育家郭象升等皆为镇人。
周村镇位于泽州县西部的华阳山脚下，西接阳城，北邻沁水，“鸡鸣一声响三县”，素有“丹水名区”、“行山重镇”和泽州西大门之称。历史悠久，崇文厚德，2014年2月14日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周村镇古称长桥镇，因距今约2000年的“五里七孔桥”而名。公元297年，以“除三害”闻名的西晋平西将军周处战死后葬于镇西，建有周处墓、周处祠，长桥镇遂更名为周村镇。
周村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商周时期，初具规模；隋唐时期，商贾云集；明清时期，煤炭、冶炼、手工业、商业发达，有大小店铺、商号700余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通衢重镇和文化大镇。境内的东岳庙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魁星阁、范氏庄园、郭家大院、潘家大院、明清古街巷古风犹存，令人神往；戏剧、故事、八音会、面塑、剪纸、水席“八八六六”、庙会等民俗文化历久弥新、声名远播。
周村镇雄踞晋豫陕三省要冲，地势险要，虎踞龙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老城墙形似虎踞，俗称虎城。宋金时期，周村镇义士梁兴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组建了“太行忠义社”，后率部转战太行，与岳飞同期抗金，屡建奇功。民国年间，世居该镇的郭象升，曾任山西督军府参议、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山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清史馆纂修等职，他呕心沥血，兴学育人，著述丰富，影响甚巨，被誉为“山右第一才子”、“中国古文殿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周村人民积极支边支前。境内的苇町村建有八路军兵工厂，为阻止蒋军轰炸，全体村民一夜之间拆除标志性建筑琉璃阁，留下了一段悲壮的记忆。影片《一九四二》和《战将周希汉》等，曾在此选景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