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f 弹药加点,当时苏联是如何处理日本俘虏及女兵的
dnf 弹药加点，当时苏联是如何处理日本俘虏及女兵的？
二战之后，日本投降，当时苏联是如何处理日本俘虏及女兵的？
一、二战期间，苏联与日本发生的战役1、张鼓峰事件战役：
张鼓峰，在中国吉林省珲春市、靠近图们江入海口的地方，是一座海拔仅有155米的小山包，当地人称其为张鼓峰。1938年7月，日本和苏联发生了一起军事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战后，获胜的苏联将张鼓峰据为己有。让中国丢失了图们江的出海权。
2、诺门罕战役：
1939年5月发生的诺门罕战役，起因于侵华日军和外蒙军为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最后引起战役。战役结果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此役之后，得到教训的日本对有着朱可夫将军的苏联军队畏之如虎，将战略目标改为南下，以珍珠港事件为导火索最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3、满洲战役(远东战役)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收尾战，苏联在1945年8月9日的零点时分派出了150万军队，突然从东北西三个方向越过中苏和中蒙的边境，向日本的关东军突然发动袭击。面对着苏联机械化部队，关东军很快投降。
二、二战之后，远东战役后日本俘虏的下落此役关东军被击毙8.3万人，被俘虏59.4万人，俘虏10万人参加了解放军，但是剩下的50万关东军却没有在中国的东北接受改造，更没有被遣返到日本，而是被苏联军队像战利品一样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
苏联在二战结束之后，出现了极度匮乏劳动力的现象。于是苏联把这些日本俘虏送到远东、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劳动，为苏联的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
根据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9月1日的总结报告记载，“俘获日军官兵573 984人，将军110人。”
1945年8月16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斯大林的一项命令，上面有贝利亚等人的签 字，其中规定：“日本关东军战俘将不运往苏联，以示完全符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在日军缴械投降后，尽可能在当地建立战俘营。同时，负责组建战俘营的前线指挥员还要抽调必要的军队来监管和押解战俘。战俘的伙食定额按照日军在满洲的标准执行，从地方储备中拨给。战俘营的组织和管理问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及其下属军官负责。”
1945年8月23日，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再次给苏联远东军下达了《关于接收并安置日军战俘参加劳动的第9 898号决议》的密令，规定：“接收50万日本战俘参加苏联境内的强制劳动，将他们安置到国家的各个生产部门当中，采取适当措施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文件指出，从日本战俘中挑选体力上能适应到远东、西伯利亚工作的人，每1 000人编为一个营，营、连级军官从战俘中的中下级军官选拔。文件要求为战俘提供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汽车及畜力运输工具等，保证冬夏制服、被褥、衬衣等军用物品的发放。
接收如此大规模的战俘人员，地方当局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缺少住房、棉服，食品和药品也极度匮乏。营养不良、对气候的不适应、疾病流行等原因导致日本战俘营在1945～1946年冬季出现了战俘大量死亡现象。有数据显示，“1945年12月死亡3 385人，1946年1月死亡5 168人。其中营养不良死因死亡率占48．2％，肺炎占11．9％，斑疹伤寒占8．4％。”
按照之后苏联和日本的长期交涉，苏联分批次遣返日本战俘，1950年3月17日，苏联公布向日本共计遣返了510417名战俘，这个数字不包括在军事行动地区当场释放的70880名战俘。然而，日本方面统计的数字却与苏方的数字相差37.6929万人。战后实际回到日本本土的战俘不到14万人。
至于日本女兵，实际上，日本军队女性没有军衔，只是文职人员，她们被俘后，下场凄惨，除了和男性俘虏一样饥寒交迫以外，还要承受种种非人的折磨。
有关保障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在这里并没有能够保障到俘虏的命运。
日本关东军俘虏的遭遇可以说是日本人恶行的自食其果，江城共工在这里提醒国人，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保护人民不受欺凌，让我们共同建设家园，强国之路永不停歇！
利国民军兵分两路猛攻的黎波里？
能，具体来说就是能个锤子！
2019年12月12日，利比亚军阀哈夫塔尔下达了总攻首都的黎波里的命令，数万利比亚国民军向的黎波里的“心脏地带”发起了最后的总攻。自2011年卡扎菲政府被北约消灭后，持续7年的利比亚内战终于要尘埃落定。
尽管哈夫塔尔在2019年4月4日就发动了进攻的黎波里，摧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西征”，但由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顽强抵抗，加上美国的干涉，哈夫塔尔功败垂成，世界瞩目的利比亚统一之战再度成为未知数。
但本次情况似乎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除了利比亚国民军几乎倾巢出动，集中了5万精兵，哈夫塔尔还得到了俄罗斯的武器支持，包括AKM突击步枪、PKM通用机枪等轻武器，以及火箭炮、步兵战车、“山毛榉”防空导弹等重型装备。
而更让哈夫塔尔如虎添翼的是，先前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美国开始逐渐放弃两头下注的骑墙做法，这让利比亚国民军士气高昂。
尽管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嘲笑哈夫塔尔的总攻是“最后一次自杀”，但从西方外交官纷纷逃离的黎波里的情况来看，民族团结政府毫无疑问已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利比亚在经历了7年的动荡纷争后，终于看到了重新统一的曙光。只要拿下的黎波里，消灭民族团结政府，哈夫塔尔就将完成统一利比亚这一历史性的成就。
但对于多灾多难的利比亚而言，困难总比方法多，尽管哈夫塔尔破天荒地得到了敌对的美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哈夫塔尔有了摧枯拉朽的能力，因为在地中海对岸，虎视眈眈的土耳其一直等在那里。
自2016年老特上台以来，美国“国内派”上位，“国际派”逐渐被排挤，美国主要精力开始转向国内，开始了全方位的战略收缩，为全面实现“让美利坚再度伟大”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抛弃库尔德武装、从阿富汗撤军，虽然节省了大量开支，但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受到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客观上使俄罗斯和土耳其逐渐坐大。
作为美国的全天候宿敌，俄罗斯和美国从来都是此消彼长，敌进我退的套路，美国的收缩就像毒蛇的缩脖子，只为下一次更凶狠的出击。因此俄罗斯跟进也好，作壁上观也罢，美国都不会意外。
但土耳其的膨胀就让美国有点看不懂了，如果说利用难民问题威胁欧盟是为了争夺在欧洲的话语权，那么在美国放弃库尔德人后，土耳其迅速吊打了库尔德一番，就显得太不给世界霸主的脸，你埃尔多安还当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呀？
但埃尔多安表示：我就苏丹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长期以来，虽然土耳其在一战后被彻底打破了原形，但依靠占据亚欧大陆要冲以及扼守土耳其海峡的地缘优势，土耳其虽然在二战后险些被苏联吞并，但更多的时间则是被美苏两大阵营争相拉拢，这样土耳其有了待价而沽的所谓资本，这也是埃尔多安不可一世的根本原因。
而埃尔多安绝不满足于给美俄以及欧盟添堵，他想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荣光，是地中海的霸权，所以在哈夫塔尔加班加点地进攻的黎波里时，土耳其在2019年12月5日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划定了所谓的海上边界，土耳其获得了在利比亚大陆架开采石油天然气的权利。
尽管遭到了周边的希腊、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强烈反对，但土耳其依然“不改初衷”，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也成为土耳其实现其地中海权益及扩张影响力的主要抓手，因此土耳其对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也必然不遗余力。
从2019年12月12日哈夫塔尔下达进攻的黎波里开始，利比亚国民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已陆续击落了10余架土耳其TB-2无人机。而早在7月21日，国民军就曾在的黎波里上空击落过一架土军无人机，8月21日更是在祖瓦拉机场炸毁了两个藏有土耳其无人机的机库，土耳其对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
而为了应对土耳其可能的军事干涉，哈夫塔尔除了在的黎波里上空设置禁飞区，还在12月11日封锁了利比亚的海岸线，防止土耳其船只靠岸对民族团结政府提供重型武器，防止土耳其军队的抢滩登陆。
不过哈夫塔尔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的黎波里之战似乎太过顺利，不仅守军逐渐出现了溃散的现象，很多市民甚至走上街头欢迎哈夫塔尔军队进城。而虽然土耳其早已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军事联盟，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也声称一旦收到民族团结政府的正式请求，土耳其将提供军事支持甚至直接派兵参战，这次绝对不会打着打着没子弹！而且一艘满载土耳其武器的集装箱货船已经出发前往利比亚米苏拉塔港。
但这样的操作未免远水不解近渴了，因为哈夫塔尔早已控制了利比亚超过90%的土地，民族团结政府的根据地不过是的黎波里及周边地区，要石油没石油，要地盘没地盘。如果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尚能苟延残喘，而当下土耳其根本无法帮助民族团结政府颠倒乾坤。
所以土耳其的介入，本质上说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即使介入也只能是“吹气入竹笼 —— 劳而无功”。
说白了，土耳其把利比亚当成练兵场和称霸地中海的窗口；而美俄则将利比亚作为耗死土耳其的仓鼠笼。
不过尴尬的是，即便哈夫塔尔能够秋风扫落叶般的消灭民族团结政府，利比亚就一定会迎来曙光吗？
众所周知，哈夫塔尔虽然是重兵在握的军阀，曾经也是独裁者卡扎菲的部下，但深受美国支持的哈夫塔尔却是名副其实的世俗派，这注定哈夫塔尔与先前的卡扎菲统治截然不同。
而在利比亚这个大部落糅合而成的国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利比亚即便能够在哈夫塔尔的领导下重新统一，也必将一盘散沙，成为西方国家的刀俎鱼肉。
因此哈夫塔尔的军事胜利并不是终点，反而是利比亚的新起点。而当战争结束，国际势力重新站队，利比亚的命运必将更加扑朔迷离。
哈夫塔尔想要的，不只是战争的胜利，更有利比亚的“正常化”，最好安居乐业。不过，现年76岁高龄的他似乎看不到那一天了。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抗日战争中杂牌军与中央军有哪些不同的待遇？
1944年1月末，驻跸湘西的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74军军长王耀武，被正式晋升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从此免兼军长职务。此时，急着转正当军长的副军长李天霞人在哪呢？他接到消息以后，正从贵州遵义坐火车发疯般地朝回赶呢。
（王耀武剧照）
在那干嘛呢？因为贵州遵义是第74军的“师管区”（跟日本人学的），也就是专门划给第74军招募和训练新兵的指定地区，其它部队是不可以到这里来征兵和抓丁的。一般来说，嫡系各军都是由一个副军长兼任“师管区司令”，所以第74军副军长李天霞正是在遵义干这活呢。
在抗战中后期，第74军的兵源结构是：65%为贵州人、15%为湖南人、5%为江西人，其余为四川、浙江、安徽人，贵州兵多就是这个原因。到1947年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覆灭时，贵州兵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还是为数不少，毕竟底子在那。
那么有“师管区”就很了不起吗？绝对是的，1939年以后，在我国大部分人口稠密区已经沦陷的情况下，部队兵源补充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一个军或者一个师开战前有多少兵员，战端一开，几年下来，伤亡数量都是惊人的，完全达到可以换几茬兵的地步。
在兵源和兵源地紧张的情况下，只有最初的四个“攻击军”和后来一些中央军嫡系主力，才有资格获得“师管区”，多位于川、滇、黔、湘等几省，而杂牌军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比如我们知道抗战八年，四川贡献的壮丁最多，达到了350多万，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些川中子弟可不都是补充进了“川军”，其中的绝大部分实际补入了中央军。
因为四川许多地区成为了中央军的“师管区”，由军政部兵役署统一调配管理，不是川军想征兵就能征的。许多川军将领都只能靠升格保安团、私拉同乡子弟或者在不是师管区的偏僻县区募兵，来维持自己部队的兵力规模和补充伤亡，随便招兵？门都没有。
兵源的有效补充，直接导致了各作战部队建制完整方面的巨大差异，辖有三个师的第74军，在抗战后期拥兵近50000人，其他中央系的甲种军（三师编制）一般在35000人左右，而杂牌军至多25000人。杨森的第27集团军退到贵州时，两个军拢一起才16000人，就是因为出现战损后补充不力，光有伤亡没有补充，哪个部队也无法一直保持完整建制。
其实这也是重庆当局削弱杂牌军的手段，中央军嫡系部队出现战斗损失后，不仅不撤番号，有时还会增编，反正后方可以源源进行补充。比如杜聿明第5军在野人山损失殆尽，回到云南反而扩充为第5集团军，而杂牌军一旦战损过大，军政部就变着法进行缩编、或者直接撤番，你上哪说理去？
第二个待遇是军费差距，通常情况下，中央军嫡系部队的一个满编师，抗战期间每个月可以领到20到25万元的军费，不但足额而且从不拖欠；杂牌军一个师每个月最多12万到15万元，还经常拖拖拉拉，一支部队要吃饭要发饷，没有军费怎么养活？所以军费的差距，也是杂牌军难以扩充队伍的紧箍咒。
而八路军在1940年之前，每个师每个月才能领到6万元军费，是中央军嫡系的四分之一、杂牌军的一半左右。这还不算，嫡系部队的将领多为老蒋亲信，每次晋见或者述职时，还经常都能领到一笔“特支费”，动不动一出手就5万块，既解决了将领的个人生活问题，也使嫡系部队“养兵”更容易些。
无论嫡系杂牌，跟八路军都不一样，“当兵吃粮发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发饷是要出问题的，“闹饷”和“开小差”是轻的，搞不好就得哗变。
第三个是武器弹药供给的差别，抗战后期已经有600多万军队，重庆的兵工厂加班加点，也不可能满足所有部队的武器补充和弹药消耗，那么军政部在作战物资分配上，当然是有偏有向的。嫡系部队领得多领得快，杂牌就得排队等着，就算勉强分来一点，还得给回扣找门子，否则还是拿不到手。
川军邓锡侯部刚刚到山西作战时，为啥抢了第二战区的军备仓库？穷的呗，要啥没有啥怎么打仗，然后就被阎锡山撵出去了。
至于外援武器装备，那干脆就没有杂牌军什么事了，比如1939年前后到来的“苏械”，基本都装备给了第1军、第2军、第5军和第74军，也就是四个所谓的“攻击军”，其他中央军部队或多或少可能会分到一点，而杂牌军啥也没看着，手里的家伙什不够硬，怎么打鬼子？
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最大的困难，就是弹药不足，根本无法发动大规模战役，而中央军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22次大型会战“没有一次出现弹药问题”。像我们看长沙保卫战，薛岳敢跟日本人对攻，九战区那是有重炮有大批轻重机枪有足够弹药的，一次会战轻易就消耗上百万发子弹、几十万枚手榴弹。
弹药补充总体情况是：八路军不及杂牌，杂牌不及嫡系，几大战区之间，也是陈诚、顾祝同、薛岳保障情况最好，这里其实还涉及到军粮的分配问题，不多说了。抗战后期美械援助到来以后，重庆当局更是偏心眼的厉害，美械军、半美械军基本都是中央军，至少也是“中央化”了的杂牌军，真正的杂牌军肯定是没戏的。
1941年底，守长沙的第10军（妥妥的嫡系）就获得了300支汤姆逊，这玩意在巷战中打鬼子，肯定强于中正式和三八大盖嘛，日本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瘪，硬件差点意思也是重要因素。
第四个是部队使用方式的差别，武汉会战以后，中央军主力都置于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等战区，通通围绕着西南大后方部署，且各军实行“一个师为作战部队、一个师作预备部队、一个师在后方整训”的轮换制度，保证不出现全军被打垮的情况。而杂牌军全部顶在中日两军的接触线上，甚至是日军后方。
比如在河北、河南和山东地界，几乎都是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川军则被分配到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战场，桂军主力去了大别山打游击，既然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自然作战频繁损失较大。比如在台儿庄表现挺好的西北军庞炳勋，虽然也升了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但是部队并没有多少增加。
然后被派到华北敌后坚持抗战，老庞又不会打游击，最后被日军围剿后，走投无路当了汉奸。
老蒋带兵，至始至终都是“重视嫡系，歧视杂牌”，所以还有其他一些的具体差别，比如军装军鞋、单兵装具等等，之前的文章多有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条是军官素质的差距。中央军嫡系部队，分配和补充来的军官多为中央军校（黄埔）或各分校的毕业生，也不是说怎么厉害，好歹是科班出身吧？
杂牌军里面的军校生就很少了，基本都靠自己从士兵中提拔或者自设教导队来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基层军官的能力差距，也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整体上略好于杂牌的重要原因：没有合格的连、排长，没有合格的补充兵，什么样的将领也带不出优秀的部队来。
也正是在几方面原因和几多次骚操作之下，到抗战胜利以后再经过所谓的“整编”，老蒋“成功”地将中央军的份额，从抗战爆发时的四分之一提升到二分之一左右。这也是杂牌军越来越离心的主因，部队越打越少甚至打没了，谁愿意跟你混呐？
一个经常请领导吃饭工作效率低？
我自己就是个反面教材，经常请领导吃饭，工作效率低下，到最后却不得不自离。我的经历，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说起来，还要从2015年5月说起。当时，我快要郑州某高职院校毕业。那是一个看谁都不顺眼的年纪，总觉得自己很牛。有道是知子莫若父，老掌柜托我姐的老公公的外甥女的老公，给我在老家铝厂上班的工作。
话说老家铝厂还是蛮不错的，在当地也是明星企业，想要进去都得像我这样绕好几层关系才能进去。在这里先给大家普及一下铝厂的编制，铝厂下设若干车间，我所在的车间是压滤车间。这个车间在山沟沟里，距离县城足足有二十公里，而且还是山路。
压滤车间有车间主任（张主任）、二把手工程师（李工）、三把手工程师助理（张工），这是我们车间的领导层。车间下设4个运行班组，分别是甲、乙、丙、丁、电工班、机电班。每个运行班的配置是值班长、班长、一个主控、四个操作手、2个机动人员。
我虽说是大专毕业，可毕竟是一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而同事中年龄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岁，最大也有54岁了。我们班中，我跟另外一个操作手同龄，都是九二年。不过人家18岁都到铝厂，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人家带我熟悉业务，我称人家为师傅。
我们的班长当年29岁，是车间最年轻的值班长，年轻气盛说话雷厉风行。我刚到车间，业务能力不过关，压滤机玩不转天天捅娄子。在这里需要说一下这个压滤机，主要是用来处理“铝饼”的。铝矿经过加工之后，到压滤车间就是泥浆，需要用压滤机压榨水分，再用皮带运到山沟沟里。压滤机操作不当，就会导致“刺料”，泥浆四处乱飞，需要清理干净再拖干净，量小的话还好，量大的话整个班都要帮衬一下。
我到了车间第一年，频繁刺料，刚开始人家还帮我，后来对我有怨气，特别是我的值班长。值班长看见我就如同看到了丧门星，我又没办法。师傅看出了问题所在，就让我请人家吃饭。我按照师傅的建议，邀请人家吃饭。
2016年1月5日，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请人家吃饭了。饭桌上我特别不好意思的对班长说：我错了，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说实话，领导还不错，只是安慰的说道：吃饭就是吃饭，别谈工作。
值班长爱喝酒，我也爱喝酒，两个人喝的还可以。但是，第二天我又刺料了。值班长严厉批评我，师傅又来安慰我：操点心，把工作做好。
我那师傅很有能力，平日里也是有事没事请人家吃饭，号称“千杯不醉”。我心里烦就会找人家喝酒，时间长了俩人关系还不错。不过，大多数情况都是别人请人家吃饭喝酒。
2016年这一年，我天天请人家吃饭，就想着人家工作上放我一马。事与愿违，我陷入了一个怪圈：请人家吃饭→刺料→再请人家吃饭→再刺料……最让人闹心的是，我成了整个车间的“刺料小王子”，连张主任见我都叫我“刺料小王子”。
平日里师傅罩着，我日子还过得去。2017年2月份，师傅因工作需要调到在山西的分公司。师傅走后，我继续刺料，业务能力并没有提升多少。我心虚又被孤立起来，就不断地请人家吃饭。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确实是没闹明白。
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行，就想到了找外援：不断地讨好班里人，请人家吃饭，当然是打着请同事吃饭的幌子请值班长吃饭。结果，我还是被孤立起来了。当时，我还想不明白，我对你们这么好，为何还要孤立我。后来，我想明白了，人家都有家庭，不可能为了我而无缘无故的频繁加班。于是，我想通了，继续努力工作。然而，我还是没做好工作。说白了，我从内心里讨厌这份工作：一直认为这是老掌柜控制我的方式。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工作效率可想而知，看似每天很努力身上都是泥巴，实际上我确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我后来确实是想明白了，很想在这里好好工作，干出一番名堂来。
于是，我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其他班加强业务能力。后来，我的值班长知道了，认为我在胡来。毕竟，铝厂不比其他地方，稍不注意就是安全事故。但是，我不这样想，认为吃点亏没什么只要学到东西就行。
2017年12月20日，我跟值班长矛盾爆发了。当天下午下班后，值班长主持召开会议，点名批评我乱来。我再也忍不住了，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我辞职！
当时是在会上没有人敢出面劝我，值班长答应我辞职，我就真准备辞职。这件事惊动了“车间三巨头”，都来找我做思想工作，意思很明确：工作不好找，辞职要谨慎。当时我也是小孩儿心性，没把人家的规劝放在心里。
张主任考虑到我心理不成熟，就给我爸我妈打电话说了我的情况。我爸我妈苦心相劝。我妈哭的稀里哗啦，让我好好上班，沾点铝厂的班好娶媳妇……
平日里的同事，也来劝我不要辞职，让我很是感动。在各方努力之下，我还是继续在铝厂上班。作为弥补，我请值班长吃了一次饭。
饭局上，值班长喝着酒对我讲：你要把我逼死吗？我羞愧的无以复加。后来，我才知道，值班长没少替我顶雷。车间二把手一直想把我开了，给值班长很大的压力。这些我都不知道，一直在抱怨人家不讲情义。
2018年5月，我师傅因业务能力突出会搞关系，被越级提拔为车间二把手。人家是九零后，我也是九零后，可人家什么成绩，我又是什么成绩？我心里很难受，就决定不在这里待了，义无反顾自离，开着车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个地方。
三年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具体到现实生活中，切记不可投机取巧，工作就是工作，别指望着单瓶请客吃饭获得领导垂青，努力的方向不对全都是白搭。
不得不说，我很佩服我的师傅：业务能力强、能说会道、明白人情世故、对人还实在。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强人，符合儒家“外圆内方”的处事理念。
多年之后，再度回想起当年的荒唐事，我算是悟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话术、情商、酒场指南等都是辅助，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要把工作做好。由此可见，不管你怎么请客吃饭，领导永远只喜欢业务能力强效率高的人。
古代有哪些极其残忍的酷刑？
酷刑的种类十分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精神折磨与肉体折磨。这里主要指肉体折磨，现在为大家一一列举。
凌迟凌迟，或称陵迟、寸斩、磔刑，俗称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是最残酷的死刑之一。凌迟是指刽子手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分成数百至数千块，用小刀逐块割下来。受刑者往往要忍受数小时的痛楚才会气绝身亡。而且，行刑很有讲究，如果受刑者立刻死亡，或刀伤不正确，则说明刽子手行刑失败，刽子手也可能会受罚。此刑罚主要在中国古代实施，但西方也有类似的记录。
在西方，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时，曾下令对女巫采用铁钩将骨肉分离至死亡的刑罚，类似凌迟。中世纪欧洲有以铁梳切掉皮肉的死刑，16世纪日耳曼地区仍有实施。
中国从五代开始出现凌迟，凌迟与春秋时期的“醢”处决尸体不同，是以活人执行。元代凌迟120刀为限。至明清时达至顶峰，用刑广泛。明武宗时，宦官刘瑾被施以此刑，据说割了三天三夜。此刑罚主要针对叛国者，明成祖朱棣也将许多帮助明建文帝朱允炆的忠臣处凌迟之刑。
由于凌迟过于残酷，历代以来均有不少人主张废除，包括南宋时的诗人陆游以及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驻华支使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人。最终，在1905年，凌迟和其他极刑一起废除，但1907年仍有执行记录。
与其他死刑一样，部分犯人会在被送往刑场前，先游街示众。到了刑场，会把犯人捆绑在刑场上，通常是一条柱子上。与其他古代死刑酷刑一样，大部分的凌迟行刑容许百姓围观，有时甚至可以站得非常接近受刑者。有部分百姓更以看人受凌迟为乐。
部分受刑者，不论男性或女性会被脱下全身衣服，让其全身，包括性器官暴露于群众目前。只有小部分受刑者可以保留一些衣物掩盖重要部位。这做法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对受刑者的一种凌辱。
行刑时，施刑者多以渔网网住受刑者，再顺着鱼网轮廓，以小刀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逐块割下。受刑的刀数不是一个固定的数目，因受刑者而异也因朝代而异。宋朝时只割八刀至一百二十刀。割之前会先打断犯人四肢，防止其反抗，之后再割咽喉，防止其痛苦吼叫。
到了明朝时往往超过千刀，甚至达三千刀之说。王明德说：“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千刀万剐”至此名实相符。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有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但据记载刘瑾实际上共被割了三百多刀，本计划3357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357刀，割10刀休息一下，待刘瑾苏醒后再割，但割到第二天刘瑾已一命呜呼。
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数、或者死囚的断气时间不当，刽子手都可能会受罚。理论上凌迟要割至最后一刀时，犯人刚好断气；但亦有传说家属有时可以买通刽子手，一刀就把心脏刺破，提早结束犯人的生命以减少痛楚。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若果是女性犯人，先从乳头开始，再把双乳割下，然后才割胸肌，接着割生殖器；如果是男性犯人，割完胸肌，会接着割生殖器；然后轮到大腿、双臂、腹肌、臀部。最后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时候助手负责报告刀数，割下来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来等待验查；但亦有丢到地上，甚至是卖给旁观的群众。明武宗的宦官刘瑾，受刑后割下的皮肉，便被以一文钱的价钱卖给围观的民众。到了清末，残肢会被放进一个篮内示众。有时凌迟以后会再以利刃枭首，用巨斧锉尸。
后期，部分受刑者会先被施以鸦片，以保受刑者的清醒，延长其痛苦。清末则有“八刀刑”之方法，下面所提及的符珠哩的受刑便属这方法。这个方法的所有动作均由左边部位开始，之后才割右边相应部位。首先先割胸口，之后割肱二头肌，接下来则是大腿，再之后是割手臂至手肘，之后则是割小腿，最后一刀是枭首。头颅会被吊起，和放在篮内的残肢一起示众。
绞刑绞刑分为“吊死”和“勒死”两种。“吊死”，是指以将人的颈部吊在半空，以其自身的重力，拉紧颈部绳索，从而引起死亡。“勒死”则是以绳索勒住人的脖子而使之窒息而死。
一般而言，把受刑者吊在树上或梁上是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亦称为上吊。现时执行时通常将犯人双手反绑，站在活门上（韩国的绞刑是坐在活门上执行的），黑布蒙头（在日本的绞刑多数是用白布条蒙眼，而昔日英国则用白色的头套），然后在颈子系上绞刑绳。当执行者拉开活门，犯人就会颈椎折断致死。
亦有像拔河那样的缢杀方法，即两组人员在两旁拉扯绳索，勒死在中间的人。
绞刑死亡的原因相当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颈部大动脉受压迫以至于血管闭塞，导致脑部缺氧死亡（绝大多数）颈椎折断导致中枢神经破坏（高处下坠，只有在问吊中发生）甚至头部掉落一般吊绳圈套人的脖子后颈处上方会有一段螺状绳结，当受刑人落下时，勒紧的脖子使得后脑自然向后仰，和该绳结因落下作用力牵引反弹，绳结力道足以将后仰的人颈椎折断，达到快速致死作用气管闭塞导致窒息（虽然大多数人以为这是死亡的主因，但实际上极少发生这种情况）因颈部神经受压而引起的心脏骤停它有一个变种——缳首死刑（Garotting）。最初用于西班牙，利用螺旋技术，将受刑人的颈部勒住窒息而死。犯人会坐上缳首架，双手被反绑在柱子上，刽子手将缳首架上绳子套住受刑人的脖子，而绞绳后方绑着一支短棍。这时，随着刽子手转动把柄，绞绳便会将死刑犯的颈部紧紧套住，然后痛苦的窒息致死。
缳首死刑的刑具
随着科技进步，1852年西班牙发明较新型的缳首死刑，将缳首架机械化，这样能帮刽子手省力，也希望能减少受刑人的痛苦。新的执行方法将原本的绞绳取代为螺丝钉，至于固定死刑犯的头部，改用铁缳加以固定。当刽子手转动短柄，螺丝钉会从颈部后方钻进脊椎内，然后切断颈椎。但是这样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减少受刑人痛苦，因为螺丝钉不一定会钻进脊椎内。
腰斩腰斩，是极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之一，从罪犯腰部将罪犯切成两段（或两段以上）的刑罚，其目的是延长罪犯死亡的时间，增加其痛苦（因人体主要器官位于上半身，故腰斩后至死亡尚有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受刑人最终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而《包青天》剧中的铡刑亦是腰斩之一种。
传闻中，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十二日河南学政俞鸿图被判处腰斩，是中国最后一位处以腰斩的政府官员，监斩人是邹士恒。俞鸿图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七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
石刑石刑，是一种钝击致死的死刑执行方式，根据情况、地区的不同，采用大小相差迥异的石头。在某些伊斯兰国家的沙里亚法规下，石刑仍然存在。这些国家包括也门、毛里塔尼亚、阿富汗、索马里、文莱、伊朗、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一个已婚的男人或已婚女子与人通奸，有四名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断定其通奸就可判刑。男性在腰以下的地方都要埋入沙中，女性的则较深，是胸以下的地方。其后人们就向受刑者反复投石。石头约拳头大，一块不足致死，受刑者最后死于严重的脑损伤及颅内出血。
穿刺穿刺之刑往往使用一根很长的木棒，插入人体的特定部位，如直肠、阴道、口腔等。如此的方法会导致受刑者在痛苦中死亡，有时候会长达数天。施刑的木棒往往会插在地上，任由受刑者在痛苦中死去。
有时候，施刑人在穿刺之时避免插中受刑者的重要脏器以避免其立即死亡，像一个插头一样避免其大量出血。将受刑者置于大庭广众之下后（有时候也包括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受刑者进行拷打和强奸），在生殖器和直肠之间的会阴处开一个口子。然后将一根粗木棒插入其间。插入人体的那头很钝，能够推开体内的重要脏器，大大延长受刑者的生存时间。
施刑用的木棒往往会从胸骨处穿出，因此将木棒的顶端抵在受刑者的下颚处，以防止受刑者身体的下滑。
穿刺之刑在古埃及以及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等西亚文明皆有使用，现代发现的新亚述帝国时期浮雕上有对犹太人施以穿刺之刑的描绘。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曾提到大流士一世在平定巴比伦城的叛乱时，曾将3000名巴比伦人施以穿刺之刑。这次行刑的事件在贝希斯敦铭文上也有记载。古罗马的十字架刑罚也来源于穿刺之刑。迦太基人则对在战场上怀有二心者或战败者施以此刑，往往还附加施行了其他刑罚。
亚述帝国的穿刺刑浮雕
穿刺之刑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亚洲大量盛行。著名的弗拉德三世（也就是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就是酷爱使用穿刺之刑的人物，因此取得了“穿刺公”的绰号。在14世纪至18世纪期间，穿刺之刑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对犯有重大内乱罪的人物处决的传统刑罚。
南非祖鲁人将穿刺之刑称作“Ukujoja”，受刑者为执行任务失败者、使用巫术者和战场上的懦夫。
